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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烧焦的房子。但它们也是空的，没有住人。其他农舍化为一堆灰烬，只有几只熏黑的烟囱向上翘着。
河对岸的峭壁上挖满了坑，那是村民们挖磨盘石的时候留下来的，先前他们靠招磨盘石为生。三块尚未凿成的磨盘堆在残留下来的一排农舍中的最后一家农舍对面。它像其他农舍一样也是空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这间农舍。傍晚很寂静，但医生刚一跨进门，便像有一阵风刮进农舍。堆在地板上的干草屑和麻絮四外飞扬，搭拉下来的糊墙纸来回摇晃。农舍里的一切都动起来，沙沙作响。老鼠尖叫着四下逃窜，这里的老鼠同其他地方一样，成群成堆。
医生走出农舍。田野尽头的太阳渐渐落下去。落日的余辉映照着对岸，岸上孤零零的几株树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当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跨过大路，在草地上的一个石磨盘上坐下来休息。
从峭壁下边伸出一个长了一头淡黄头发的脑袋，然后是肩膀，然后是两只手。有人从那里提了满满一桶水爬上来。那人一看见医生便停下来，从峭壁上露出半个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吗？你别碰我，我也不动你。”
“谢谢。让我喝点水。出来吧，别害怕。我干吗要碰你呢？”
从峭壁后面爬出来的提水人原来是个少年。他光着脚，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
尽管医生说话和蔼，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着医生。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满希望地激动起来。他激动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医生扑过去，但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喃喃地说道：
“不可能，决不可能，大概是做梦吧。对不起，可是同志，请允许我问一声。我觉得您确实是个熟人。对啦！是呀！医生叔叔！”
“可你是谁？”
“没认出来？”
“没有。”
“从莫斯科出来的时候，咱们坐的是同一辆军用列车，在同一个车厢里。赶我们去做劳工。有人看押。”
这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医生跟前，吻着医生的手哭起来。
遭水灾的地方原来是瓦夏的老家韦列坚尼基镇。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当村子被洗劫并被放火烧毁的时候，瓦夏藏在凿出的石洞里，可母亲以为他被带进城里，急得发了疯，跳进佩尔加河里淹死了。现在，医生和瓦夏正坐在这条河的岸上谈话。瓦夏的姐妹据说在另一个县的保育院里。医生带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诉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许多可怕的事。
“地里撒的是去年秋天种的庄稼。刚种完就遭了难。波利哑姨妈刚走。您还记得那个帕拉莎姨妈吗？”
“不记得了。我根本不认识她。她是谁呀？”
“您怎么会不认识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们坐的是一趟火车。那个佳古诺娃。什么事儿都挂在脸上，长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个老是编辫子解辫子的女人？”
“辫子，辫子！对啦！一点不错。辫子！”
“懊，想起来啦。等等。后来，我在西伯利亚一座小城市里的街上遇见过她。”
“真有这回事儿！是帕拉莎姨妈吗？”
“你怎么啦，瓦夏？你干吗像发疯似的摇我的手？小心别摇断了。别像大姑娘似的满脸通红。”
“她在那儿怎么样？赶快告诉我，快点。”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身体很健康。她说起过你们。我记得好像她在你的家里住过或做过客。可也许我记错了。”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在我们家，在我们家。妈妈像亲妹妹那样爱她。不声不响，爱干活，手很巧。她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家里充满欢乐。村里的人把她从韦列坚尼基镇挤走了，说了她很多坏话，让她不得安宁。
“村里有个人叫长脓疮的哈尔拉姆。他追求过波利姬。他没鼻子，最爱说人坏话。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为这件事恨上了我，说了我和波利哑的很多坏话。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们就从此开始倒霉了。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出了件凶杀案。一个孤单的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树林子里被人杀死了。她一个人住在树林子里。她爱穿带松紧带的男人皮鞋。她家门口锁着一条凶狗，锁链够得着房子的周围。那条狗叫‘大嗓门’。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用不着帮手。好了，谁也没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妇还没刨土豆呢。她上韦列坚尼基镇找人帮忙。‘帮帮忙吧。’她说，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钱也行。’
“我自告奋勇帮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儿的时候，哈尔拉姆已经在那儿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儿去不可。她没告诉我。可是，也不能为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两人一块儿干活。在最坏的天气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烂泥。刨呀，刨呀，点燃了土豆秧，用热烟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们公平地算了账。她打发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找我，让我以后再来，要不就留下不走。
“过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说，‘让多余的土豆被人没收，被国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瞒你。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冬天到了。一个人干不了。给我挖个坑，我不会亏待你。咱们烤干了，倒进去。’
里面烧焦的房子。但它们也是空的，没有住人。其他农舍化为一堆灰烬，只有几只熏黑的烟囱向上翘着。
河对岸的峭壁上挖满了坑，那是村民们挖磨盘石的时候留下来的，先前他们靠招磨盘石为生。三块尚未凿成的磨盘堆在残留下来的一排农舍中的最后一家农舍对面。它像其他农舍一样也是空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这间农舍。傍晚很寂静，但医生刚一跨进门，便像有一阵风刮进农舍。堆在地板上的干草屑和麻絮四外飞扬，搭拉下来的糊墙纸来回摇晃。农舍里的一切都动起来，沙沙作响。老鼠尖叫着四下逃窜，这里的老鼠同其他地方一样，成群成堆。
医生走出农舍。田野尽头的太阳渐渐落下去。落日的余辉映照着对岸，岸上孤零零的几株树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当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跨过大路，在草地上的一个石磨盘上坐下来休息。
从峭壁下边伸出一个长了一头淡黄头发的脑袋，然后是肩膀，然后是两只手。有人从那里提了满满一桶水爬上来。那人一看见医生便停下来，从峭壁上露出半个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吗？你别碰我，我也不动你。”
“谢谢。让我喝点水。出来吧，别害怕。我干吗要碰你呢？”
从峭壁后面爬出来的提水人原来是个少年。他光着脚，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
尽管医生说话和蔼，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着医生。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满希望地激动起来。他激动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医生扑过去，但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喃喃地说道：
“不可能，决不可能，大概是做梦吧。对不起，可是同志，请允许我问一声。我觉得您确实是个熟人。对啦！是呀！医生叔叔！”
“可你是谁？”
“没认出来？”
“没有。”
“从莫斯科出来的时候，咱们坐的是同一辆军用列车，在同一个车厢里。赶我们去做劳工。有人看押。”
这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医生跟前，吻着医生的手哭起来。
遭水灾的地方原来是瓦夏的老家韦列坚尼基镇。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当村子被洗劫并被放火烧毁的时候，瓦夏藏在凿出的石洞里，可母亲以为他被带进城里，急得发了疯，跳进佩尔加河里淹死了。现在，医生和瓦夏正坐在这条河的岸上谈话。瓦夏的姐妹据说在另一个县的保育院里。医生带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诉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许多可怕的事。
“地里撒的是去年秋天种的庄稼。刚种完就遭了难。波利哑姨妈刚走。您还记得那个帕拉莎姨妈吗？”
“不记得了。我根本不认识她。她是谁呀？”
“您怎么会不认识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们坐的是一趟火车。那个佳古诺娃。什么事儿都挂在脸上，长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个老是编辫子解辫子的女人？”
“辫子，辫子！对啦！一点不错。辫子！”
“懊，想起来啦。等等。后来，我在西伯利亚一座小城市里的街上遇见过她。”
“真有这回事儿！是帕拉莎姨妈吗？”
“你怎么啦，瓦夏？你干吗像发疯似的摇我的手？小心别摇断了。别像大姑娘似的满脸通红。”
“她在那儿怎么样？赶快告诉我，快点。”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身体很健康。她说起过你们。我记得好像她在你的家里住过或做过客。可也许我记错了。”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在我们家，在我们家。妈妈像亲妹妹那样爱她。不声不响，爱干活，手很巧。她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家里充满欢乐。村里的人把她从韦列坚尼基镇挤走了，说了她很多坏话，让她不得安宁。
“村里有个人叫长脓疮的哈尔拉姆。他追求过波利姬。他没鼻子，最爱说人坏话。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为这件事恨上了我，说了我和波利哑的很多坏话。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们就从此开始倒霉了。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出了件凶杀案。一个孤单的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树林子里被人杀死了。她一个人住在树林子里。她爱穿带松紧带的男人皮鞋。她家门口锁着一条凶狗，锁链够得着房子的周围。那条狗叫‘大嗓门’。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用不着帮手。好了，谁也没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妇还没刨土豆呢。她上韦列坚尼基镇找人帮忙。‘帮帮忙吧。’她说，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钱也行。’
“我自告奋勇帮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儿的时候，哈尔拉姆已经在那儿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儿去不可。她没告诉我。可是，也不能为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两人一块儿干活。在最坏的天气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烂泥。刨呀，刨呀，点燃了土豆秧，用热烟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们公平地算了账。她打发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找我，让我以后再来，要不就留下不走。
“过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说，‘让多余的土豆被人没收，被国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瞒你。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冬天到了。一个人干不了。给我挖个坑，我不会亏待你。咱们烤干了，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