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骑士小说网 www.74xs.org，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虽然在理论上也借鉴了西方的基本定义，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世界是一个有限政府，而我国的各级政府则是一个全能或者无限的政府，而且，其发展经济的职能远远超过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西方国家的官员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分明的上下级关系，官员基本上都服从和讨好本区域的选民。由于隶属关系不紧密，就不容易导致从用人机制到经济活动领域的系统的腐败。
政府职能回归
要实现自我修复，最紧迫的就是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让政府做它最擅长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而不是成为经济的主导者。
这是符合国际上早已形成共识的基本规律的。
政府的本职工作和特长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搞经济从来都不是政府的强项。官员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如果政府官员充当做经济的角色，那么，企业家的部分空间将被压缩。也就意味着，最擅长做经济的人被不擅长做经济的官员抢了饭碗。应该让企业家成为投资的主力军，不仅效率更高、浪费更少，提供的就业也更多。
在次贷危机之后，很多人开始痛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当东西德合并将近20年后，德国东部与西部的生活水平落差仍然达到10年左右。这还是在西部为东部提供了巨额重建援助的基础上达到的。要知道，当年搞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从没有过”经济危机，而搞市场经济的西德是隔三差五闹经济危机的。显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萧条和经济危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么糟糕，事实上，它们对于经济的长久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经历的阶段。⑧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其实最缺少的是一种系统的管理和法律体系来约束权力，使权力遵从契约的基本精神，让市场因不受太多干预而健康发展起来。
马克斯?韦伯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将中国作为东方社会的典型之一，多有论述。韦伯认为，中国没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西方的理性文明，即拥有理性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中国的统治者权力比较随意，权限范围没有明确限制，不是像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样按照固定的契约和法则来进行。统治者可以随意征集和支配资产，这种随意性使得任何一种投资都得不到可预期的经济回报。因此，获取管理阶层的职位就成为牟利的最佳手段，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财产是较有保证的。所以在中国，最划算的投资就是供小孩子读书做官或买官，韦伯将之称为政治资本主义。正是由于中国人热衷于对管理职位的投资，城市的发展就只有城而没有市，只是停留在担负政治职能的单一领域，没有发展出经济职能。这直接导致了营利性经济行为找不到突破口，而经济发展的停滞，反过来又制约了法律体系的完善和行政管理的理性化。
在韦伯眼中，中国社会要想发展成为如西方一样的社会结构，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理性市场经济。而要建立一个理性市场经济就需要拥有一个理性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章程体系，并拥有保证它们切实执行的官僚体制。但是，这样的一个官僚体制也需要制衡。⑨
韦伯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看中国的问题却一针见血，不能不令人钦佩。
实际上，中国要解决的，首先就是权力的边界问题和使用、监督、透明等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
全能政府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全能政府角色得到了更进一步强化，在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以GDP为目标的经济活动进一步膨胀，各地政府相继推出的大工程、大项目计划令人触目惊心。重庆发出了“今年开始要大干，三年大变样，十年脱胎换骨”的号令，开始猛推“大投资、大基地、大支柱”战略；2010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要在2009年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亿元；河北省提出2010年要下力气抓好项目建设，重点项目安排1300项，总投资1.6万亿元；江苏省计划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200个，总投资1.7万亿元，增长24%，其中，100亿元以上的特大项目达到28个，50亿元及以上的大型项目81个；浙江宁波一个市计划全年100个大项目，涉及总投资2800亿元，投入的力度历史空前；2010年，四川已确定重大项目650个；截至2009年11月底，安徽省投资增幅已连续56个月运行在30%以上的增长区间，照此速度，2010年，安徽的投资额将超过GDP总量，这在全国是第一个，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⑩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比中央的规划更加雄心勃勃，仅湖北一个省就高达12万亿，接近湖北省2009年GDP总量的10倍。其中，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工程总投资达200亿元。湖北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介绍说：“湖北省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将仍然主要靠投资带动，投资将占到经济增长的七成以上。”
我不知道，经济学家有没有评估过，当投资占到经济增长的七成以上对当地经济意味着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此造成的隐患是难以想象的。
我计算了一下，湖北省2009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1533.89亿元。湖北只有6000多万人，12万亿如果平均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有20多万。而湖北省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367元。
湖北省靠什么来支撑如此庞大的投资？
问题是，无论能不能做，政府都可以做，而且，都已经在做。
决策程序颠倒
我国的相关决策程序，存在着天然的缺陷。比如，我国三月份召开全国人代会，审议当年预算，而从每年的1月1日起，预算其实已经开始执行，这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先斩后奏”。
因此，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周天勇提出，人大要监督政府花钱，首先要调整预算年度，要么预算年度从4月1日开始，要么每年的人代会提前。目前的预算年度是从1月开始，也就是说预算还没有经过人大批准呢，就已经执行3个月了，另外，预算编制、讨论，最后到辩论、审批，应有一个程序，谁来编制？怎么编？必须在人大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和辩论。考虑到既有体制，能不能在中央层面把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分开，比如说很多国家有总统预算办公室，也就是说行政部门花钱，但总统来编制预算，编预算的不花钱，花钱的不能编预算，而现在是行政机构既编预算又花钱。此外，预算委员会应该是人大常设机构里最大的部门，拥有最多的专家、工作人员，来专门审核预算，还需要逐步改革人大代表组成结构，考虑增设专职代表，来辩论审议预算。比如说有专职代表40个人，这40个人就可以拿出60%的时间专门审议预算。
预算的监督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讲，问题在于政府职能扭曲。
当政府的职能走向扭曲，把原本应由企业和居民个人做的事情包到自己身上，就很容易从“看不见的手”变成“扒手的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语），带来整个行政运行成本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成本的上升，同时，挤压企业尤其是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使整个经济运行效率大大降低。
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它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本钱都源于纳税人。在我国，除了税收和土地出让，还有三个途径：一是投放基础货币——这必然稀释民众的财富，导致民众购买力的下降和生活压力的上升；二是以发行国债或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从民众手中借钱；三是各种摊派和罚款。
这实际上意味着，资金从效率高和相对安全的地方，转移到效率低和风险更大的地方，大大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埋下了巨大的经济安全隐患。
2007年，中央财政赤字20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8%，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6%，而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比例为2.8%。根据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赤字率3%一般设为国际安全线，2.8%的比例看似仍在安全线内，但是，如果考虑到GDP的注水因素、隐性债务因素，中国的赤字率很可能已经突破安全线。比如，2009年的GDP中，实际上就包含着房价上涨、庞大信贷资金催生的因素，这其中的泡沫成分是显而易见的。2010年，中央财政赤字计划为10500亿元，赤字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一旦那些大项目建设后，也许将重蹈河南中原制药厂的覆辙。这是不能不考虑、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安徽阜阳总投资3.2亿元建成的机场拥有国际先进的导航通讯设施，预计年客运量50万人次，但实际年客运量只有几千人，全市民众不仅无法从机场的运营中获益，还背负起了沉重的负担。类似的悲剧，一直在各地重复上演，教训一个接一个，真正吸取教训者却寥寥无几。
暗箱操作
政府职能错位的最直接弊端是，加剧暗箱操作和腐败的蔓延。政府投资的项目，大多是“三超一拖工程”——超标准、超规模、超预算、拖工期。深圳市纪委在调研时曾发现，超投资最多的一个项目，由2980万元变成2.95亿元，历时十年还未竣工结算。一个投资项目追加的投资，几乎是计划时的10倍。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2009年3月17日，《检察日报》刊发了对重庆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腐败案的报道。里面有这样一段：“和谁关系‘铁’就给谁好处”（小标题）。其中提到：何下的大雅公司办公室，租用的是不足60平方米的普通民房，月租金仅为200元。但唐文峰草率地同意了何下进入经济开发区承揽“中国西部建材城”这个总投资16亿元的工程项目。并且，在唐文峰的帮助下，2004年12月至2005年9月，唐文峰在未与经济开发区其他领导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以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自有资金人民币1.1亿元，为大雅公司在银行的5次贷款共1.1亿元做全额质押担保……
一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就可以擅自把一个总投资16亿元的工程项目交给一个没有任何经济实力的皮包商，结果可想而知。唐文峰挪用公款2.18亿元、受贿982万元，但他滥用职权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则更为惊人，而所有的这些都必然由纳税人埋单。
唐文峰腐败案只是我国诸多腐败案中的一个，解剖这只“麻雀”，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规律的普遍性。在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发展的过程中，土地出让中的腐败问题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传导到了终端，导致房价高涨，让消费者不得不承担更沉重的压力。
弊病阻碍经济发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政府的职能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主体的时候，必须有更加严格和系统的监督机制予以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节约成本。
因此，中国如果想降低行政开支、节约成本，必须重新界定职能，使政府从主导经济的角色向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转变。相应地，官员的任免也应该由民众说了算（通过把选举权从村一级逐渐向乡镇、县级等扩大，逐渐实现权力与对民众利益诉求的统一），使民众成为官员权力的来源，使民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者。如是，则政府必然会从浪费型政府迅速过渡到节约型、服务型政府，使我们的资源配置更优，经济运行效率更高。当然，也会使社会更加和谐，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变得更强。
这需要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前提。
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周天勇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政府机构的许多制度弊病，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比如变相审批多，办事越来越难了，预算外收入太多太滥，执法交叉、重复、矛盾、多头，使企业无所适从，给政府的管理权太多太大。如果不予坚决改革，就业不能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不能调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很多事业和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就会葬送在这些部门的审批、许可和收费罚款之中……政治体制改革为了什么？就是要以人为本，就是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就是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
，虽然在理论上也借鉴了西方的基本定义，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世界是一个有限政府，而我国的各级政府则是一个全能或者无限的政府，而且，其发展经济的职能远远超过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西方国家的官员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分明的上下级关系，官员基本上都服从和讨好本区域的选民。由于隶属关系不紧密，就不容易导致从用人机制到经济活动领域的系统的腐败。
政府职能回归
要实现自我修复，最紧迫的就是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让政府做它最擅长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而不是成为经济的主导者。
这是符合国际上早已形成共识的基本规律的。
政府的本职工作和特长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搞经济从来都不是政府的强项。官员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如果政府官员充当做经济的角色，那么，企业家的部分空间将被压缩。也就意味着，最擅长做经济的人被不擅长做经济的官员抢了饭碗。应该让企业家成为投资的主力军，不仅效率更高、浪费更少，提供的就业也更多。
在次贷危机之后，很多人开始痛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当东西德合并将近20年后，德国东部与西部的生活水平落差仍然达到10年左右。这还是在西部为东部提供了巨额重建援助的基础上达到的。要知道，当年搞中央计划经济的东德“从没有过”经济危机，而搞市场经济的西德是隔三差五闹经济危机的。显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萧条和经济危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么糟糕，事实上，它们对于经济的长久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经历的阶段。⑧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其实最缺少的是一种系统的管理和法律体系来约束权力，使权力遵从契约的基本精神，让市场因不受太多干预而健康发展起来。
马克斯?韦伯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将中国作为东方社会的典型之一，多有论述。韦伯认为，中国没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西方的理性文明，即拥有理性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中国的统治者权力比较随意，权限范围没有明确限制，不是像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样按照固定的契约和法则来进行。统治者可以随意征集和支配资产，这种随意性使得任何一种投资都得不到可预期的经济回报。因此，获取管理阶层的职位就成为牟利的最佳手段，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财产是较有保证的。所以在中国，最划算的投资就是供小孩子读书做官或买官，韦伯将之称为政治资本主义。正是由于中国人热衷于对管理职位的投资，城市的发展就只有城而没有市，只是停留在担负政治职能的单一领域，没有发展出经济职能。这直接导致了营利性经济行为找不到突破口，而经济发展的停滞，反过来又制约了法律体系的完善和行政管理的理性化。
在韦伯眼中，中国社会要想发展成为如西方一样的社会结构，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理性市场经济。而要建立一个理性市场经济就需要拥有一个理性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章程体系，并拥有保证它们切实执行的官僚体制。但是，这样的一个官僚体制也需要制衡。⑨
韦伯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看中国的问题却一针见血，不能不令人钦佩。
实际上，中国要解决的，首先就是权力的边界问题和使用、监督、透明等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
全能政府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全能政府角色得到了更进一步强化，在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以GDP为目标的经济活动进一步膨胀，各地政府相继推出的大工程、大项目计划令人触目惊心。重庆发出了“今年开始要大干，三年大变样，十年脱胎换骨”的号令，开始猛推“大投资、大基地、大支柱”战略；2010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要在2009年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亿元；河北省提出2010年要下力气抓好项目建设，重点项目安排1300项，总投资1.6万亿元；江苏省计划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200个，总投资1.7万亿元，增长24%，其中，100亿元以上的特大项目达到28个，50亿元及以上的大型项目81个；浙江宁波一个市计划全年100个大项目，涉及总投资2800亿元，投入的力度历史空前；2010年，四川已确定重大项目650个；截至2009年11月底，安徽省投资增幅已连续56个月运行在30%以上的增长区间，照此速度，2010年，安徽的投资额将超过GDP总量，这在全国是第一个，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⑩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比中央的规划更加雄心勃勃，仅湖北一个省就高达12万亿，接近湖北省2009年GDP总量的10倍。其中，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工程总投资达200亿元。湖北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介绍说：“湖北省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将仍然主要靠投资带动，投资将占到经济增长的七成以上。”
我不知道，经济学家有没有评估过，当投资占到经济增长的七成以上对当地经济意味着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由此造成的隐患是难以想象的。
我计算了一下，湖北省2009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1533.89亿元。湖北只有6000多万人，12万亿如果平均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有20多万。而湖北省200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367元。
湖北省靠什么来支撑如此庞大的投资？
问题是，无论能不能做，政府都可以做，而且，都已经在做。
决策程序颠倒
我国的相关决策程序，存在着天然的缺陷。比如，我国三月份召开全国人代会，审议当年预算，而从每年的1月1日起，预算其实已经开始执行，这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先斩后奏”。
因此，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周天勇提出，人大要监督政府花钱，首先要调整预算年度，要么预算年度从4月1日开始，要么每年的人代会提前。目前的预算年度是从1月开始，也就是说预算还没有经过人大批准呢，就已经执行3个月了，另外，预算编制、讨论，最后到辩论、审批，应有一个程序，谁来编制？怎么编？必须在人大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和辩论。考虑到既有体制，能不能在中央层面把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分开，比如说很多国家有总统预算办公室，也就是说行政部门花钱，但总统来编制预算，编预算的不花钱，花钱的不能编预算，而现在是行政机构既编预算又花钱。此外，预算委员会应该是人大常设机构里最大的部门，拥有最多的专家、工作人员，来专门审核预算，还需要逐步改革人大代表组成结构，考虑增设专职代表，来辩论审议预算。比如说有专职代表40个人，这40个人就可以拿出60%的时间专门审议预算。
预算的监督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讲，问题在于政府职能扭曲。
当政府的职能走向扭曲，把原本应由企业和居民个人做的事情包到自己身上，就很容易从“看不见的手”变成“扒手的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语），带来整个行政运行成本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成本的上升，同时，挤压企业尤其是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使整个经济运行效率大大降低。
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它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本钱都源于纳税人。在我国，除了税收和土地出让，还有三个途径：一是投放基础货币——这必然稀释民众的财富，导致民众购买力的下降和生活压力的上升；二是以发行国债或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从民众手中借钱；三是各种摊派和罚款。
这实际上意味着，资金从效率高和相对安全的地方，转移到效率低和风险更大的地方，大大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埋下了巨大的经济安全隐患。
2007年，中央财政赤字20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8%，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6%，而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比例为2.8%。根据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赤字率3%一般设为国际安全线，2.8%的比例看似仍在安全线内，但是，如果考虑到GDP的注水因素、隐性债务因素，中国的赤字率很可能已经突破安全线。比如，2009年的GDP中，实际上就包含着房价上涨、庞大信贷资金催生的因素，这其中的泡沫成分是显而易见的。2010年，中央财政赤字计划为10500亿元，赤字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一旦那些大项目建设后，也许将重蹈河南中原制药厂的覆辙。这是不能不考虑、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安徽阜阳总投资3.2亿元建成的机场拥有国际先进的导航通讯设施，预计年客运量50万人次，但实际年客运量只有几千人，全市民众不仅无法从机场的运营中获益，还背负起了沉重的负担。类似的悲剧，一直在各地重复上演，教训一个接一个，真正吸取教训者却寥寥无几。
暗箱操作
政府职能错位的最直接弊端是，加剧暗箱操作和腐败的蔓延。政府投资的项目，大多是“三超一拖工程”——超标准、超规模、超预算、拖工期。深圳市纪委在调研时曾发现，超投资最多的一个项目，由2980万元变成2.95亿元，历时十年还未竣工结算。一个投资项目追加的投资，几乎是计划时的10倍。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2009年3月17日，《检察日报》刊发了对重庆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腐败案的报道。里面有这样一段：“和谁关系‘铁’就给谁好处”（小标题）。其中提到：何下的大雅公司办公室，租用的是不足60平方米的普通民房，月租金仅为200元。但唐文峰草率地同意了何下进入经济开发区承揽“中国西部建材城”这个总投资16亿元的工程项目。并且，在唐文峰的帮助下，2004年12月至2005年9月，唐文峰在未与经济开发区其他领导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以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自有资金人民币1.1亿元，为大雅公司在银行的5次贷款共1.1亿元做全额质押担保……
一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就可以擅自把一个总投资16亿元的工程项目交给一个没有任何经济实力的皮包商，结果可想而知。唐文峰挪用公款2.18亿元、受贿982万元，但他滥用职权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则更为惊人，而所有的这些都必然由纳税人埋单。
唐文峰腐败案只是我国诸多腐败案中的一个，解剖这只“麻雀”，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规律的普遍性。在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发展的过程中，土地出让中的腐败问题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传导到了终端，导致房价高涨，让消费者不得不承担更沉重的压力。
弊病阻碍经济发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政府的职能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主体的时候，必须有更加严格和系统的监督机制予以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节约成本。
因此，中国如果想降低行政开支、节约成本，必须重新界定职能，使政府从主导经济的角色向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转变。相应地，官员的任免也应该由民众说了算（通过把选举权从村一级逐渐向乡镇、县级等扩大，逐渐实现权力与对民众利益诉求的统一），使民众成为官员权力的来源，使民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监督者。如是，则政府必然会从浪费型政府迅速过渡到节约型、服务型政府，使我们的资源配置更优，经济运行效率更高。当然，也会使社会更加和谐，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变得更强。
这需要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前提。
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周天勇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政府机构的许多制度弊病，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比如变相审批多，办事越来越难了，预算外收入太多太滥，执法交叉、重复、矛盾、多头，使企业无所适从，给政府的管理权太多太大。如果不予坚决改革，就业不能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不能调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很多事业和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就会葬送在这些部门的审批、许可和收费罚款之中……政治体制改革为了什么？就是要以人为本，就是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就是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