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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沉默了，一阵微风轻轻吹拂着他们全身。他们感觉到太阳是那么柔和、适意和温暖。在这里坐着多舒服啊。总算有一次心情舒畅、无忧无虑的约会了，这是多么美好呀！可是，这时远处传来当当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这是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她骤然一惊站了起来。“一点三刻了！”
他爽朗地哈哈笑了，一时容光焕发。“你看，我们就是这副德行。你很勇敢，连死都不怕了。可是一想到上班要迟到，反倒害怕起来。我们被奴役到了什么地步啊，我们身上的奴性已经深入骨髓了。现在的确是从这一切荒谬东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你真的还打算去上班？”
“是的，”她说，“这样做更好些。我还想去把东西整理一下。这听起来是有点荒唐，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该做的都做好，再写几封信，做完这些事我会觉得轻松些。再就是……我今天下午呆在办公室里，一直到下午六点钟，那就谁也不会觉察出有什么异样，谁也不会来找我。到晚上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乘车去克雷姆斯或者圣珀尔滕或者维也纳了。我的钱嘛，订一个好房间还是足够的，我们还可以吃一顿像样的晚饭，过一次称心如意的生活……总之是要痛快，一定要过得痛痛快快的，而明天早上，别人怎样发现我们，那些事我们就管不着了。等会儿到六点钟你就来约我，那时如果有人看见我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爱说什么，爱想什么都由他们去吧……你来叫我，我就把门一锁，永远不回去了……那时我就自由了……那时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他不断地看她，她这种出乎他意料的坚决，使他喜不自胜。
“好的，”他说，“我六点来。六点以前这段时间我去敬散步，再观赏一下这个世界。就这样吧，那么——再见！”
克丽丝蒂娜走进她的办公室。现在一切又都突然变得使人轻松了。所有的物品，写字台、椅子、斜面桌、天平、电话、大叠的纸张，都不再像以往那样虎视眈眈、满怀敌意了。它们不再默默地恶狠狠地嘲笑她“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地永远做这单调乏味的工作了。因为，现在她知道，大门已经敞开，只要一步跨出去她就自由了。
一种美妙的静谧蓦然来到她心间。这是欣喜的平静，有如傍晚时分夜幕初降时草地上的宁静一般，使人感到甜美。她不论做什么都那么得心应手，易如反掌。她写了儿封信。一封给姐姐，一封给邮局，一封给富克斯塔勒，向他们告别，她非常惊讶自己的字体竟那样清晰，新的一行总是整整齐齐对准上一行，字与字之间的间隔也完全合乎书法上的要求。写出来竟那样工整，就像自己小学时机械地抄写的作业那样。在这段时间里也来了一些人，有寄信的，挂电话的，送邮包的，汇款的。对每一项业务，她都处理得细致周到，待人以礼。她不知不觉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要给这些她很陌生、一直觉得与自己无关的人，如那个叫托马斯的，还有那个有几亩地的农妇、助理林务官、杂货店学徒、肉店老板娘等，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是女人最后的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人家同她说“再见”，她就止不住嫣然一笑，然后以双倍的热情回答“再见！”，因为此时她胸中激荡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绪，即得到解救的情绪。人都走了，她便着手处理积压下来的事情，数着、算着、整理着。她屋里那张斜面桌还从来没有这么干净、整齐过，连上头的墨水斑点她也完全擦掉，墙上的挂历也重新挂正了——要让接替自己的人无话可说，感到满意。既然自己现在心情愉快了，那就也要让别人心满意足，无话可讲。既然她现在已经为自己的一生找到了归宿，那么就让这里的一切也都各得其所吧。
她干得是那样起劲，她手脚麻利、十分卖力地把一切都归置好，干得完全忘记了时间，所以当门被推开时，她委实吃了一惊。
“哟，都六点了吗？我的天，我一点也没有注意看时间呢。唔，再有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全归置完了。你理解我的，我是想把事情做得让别人挑不出毛病，这样交出去我才心安。现在我还要做做扫尾工作，然后就结账，结完账我就属于你了。”
他想在外面等她。“不，你只管进来坐着等吧，我去把外面的百叶窗放下来，完事以后我们一起出去，即便再有人看见，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关系呢？明天他们反正还会知道得更多的。”
“明天，”他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已经没有明天了。至少我们两个人是没有明天了。我刚才这次散步确实太好了：天空、花草、树林；唔，仁慈的上帝，这位老先生还真是一位挺不错的建筑师呢，他的设计虽然有那么一点不大人时，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当上建筑师，同老先生比也是望尘莫及的！”
她带他走进了窗玻璃里侧那神圣不可侵犯、闲人不得进入的隔间。“我没有沙发请你坐，我们的国家可不那么大方啊，不过你可以坐在窗台上抽支烟；再有十分钟我就完了，”——说到这里她好像得救了似地舒一口气——“什么事都办完了。”。
她一栏一栏地把数字加起来。这件事进行得十分轻易迅速。然后她从钱柜中取出那有点像风箱的黑色钱袋，开始核对了。她把票子按五先令、十先令、一百先令、一千先令券分别摞在写字台边上，将手指放在海绵上蘸湿，然后就以训练有素、非常敏捷的食指动作点起那些蓝色的钞票来。她数得像机器一样快，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点完一摞，就用铅笔把同类钞票总额迅速记下，然后急不可耐地把账本上的数字同现金数额进行核对，核完就在数字下面划一道线——那用铅笔划的、使她得到解放的最后一道横线。
突然她听见自己旁边有急速喘粗气的声音，于是便抬起头来看。原来费迪南不知什么时候轻轻站了起来，穿过屋子走到这边来了。现在他站在她身后，越过她的肩看着桌上。
“怎么啦！”她吓了跳问道。
“我可不可以，”——他的声音低沉轻微，像蒙上了一层皮，“可不可以拿一张看看？我很久很久没见到一千先令的票子了，而那么多的大票堆在一起，从我生下来到现在也还没见过呢！”
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拈起一张，就好像拿易碎物品那样，她觉察到他的手拿钱时抖得厉害。他这是怎么了？他两眼直勾勾地瞪着这张蓝色钞票，那细长的鼻翼在瑟瑟抖动，眼里射出奇异的光。
“这么多钱……你这里经常有这么多钱？”
“当然啦，今天还算少呢，才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如果到季度末尾，种植葡萄的农民把税款交上来，或者工厂把工人的工资汇来，那时常常是四万、五万、六万——有一次甚至到了八万呢。”
他怔怔地盯着写字台，同时双手抄在身后，好像害怕这一大堆钱似的。
“你不觉得……这么多钱放在桌子里，你难道不觉得有点发毛吗？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害怕？怕什么？这个地方是加了栏杆的，你瞧那儿，一根根那么粗的铁栏杆，另外，旁边就是杂货店，楼上住着一个种牧草的农民，要是有盗贼，他们一定能听见的。每天晚上钱又总是装在袋子里，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的。”
“要是换了我，我可是会害怕的。”他压低声音回答说。
“别瞎说了，你怕什么呀？”
“怕我自己。”
她抬头一看，目光碰上一张半张开的嘴、一双避而不看她的眼睛。接着，他在屋里来回踱起步来。
“我会受不了的，一小时也受不了，在这么多钱旁边呆着我简直没法喘气。我会来回算计，想着：嗬，一千先令，一张四方纸片，一张莫名其妙的纸，要是我把它拿走。装进我的腰包，我就自由了，就获得了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过一过顺心的日子；而用这儿放着的这些钱——刚才你说是多少？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我们可以好好过上两三年，可以去游览世界，每分钟都真正在生活，不是像我们现在过的这种日子，而是过真正的、称心的生活，人的生活，因为我们生下来原本就是人啊，用这些钱，可以使自己活得真正像个人样，自由自在地活动，而不是被捆住手脚动弹不得。只需一个小小的动作，五个指头肌肉一收缩，一走了之，就自由了——啊不，一想到这点我就受不了，要我整天瞅着这些东西，守着这些玩意儿，整天嗅着它们，摸着它们，然而同时心里又清楚它们是属于那个荒唐的、吓唬人的怪物——国家的，那我简直就要发疯。国家，这是个没有呼吸、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没有知识的泥塑木雕，是人类用来摧残毁灭自己的最愚蠢的发明。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可是会发疯的……我会在夜里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仅仅为了不至于拿上钥匙去打开钱柜。而你竟能同这些东西在一起生活！你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吗？”
“没有，”她胆战心惊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么国家倒真是走运了。恶人总是交好运的。哎呀，你怏点弄完吧，”他差不多是气呼呼地说，“快些核对完。把钱拿开吧。我见不得这东西了。”
她迅速地锁上钱柜。这时她的手指忽然也抖起来了。然后，他们出了邮局，朝火车站方向走去。天已经黑了，家家户户亮起了灯火，他们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屋子里面，人们围坐在桌旁进晚餐，当他们走过最后一家的窗户时，里面传出一阵轻微的、节奏分明的喃喃声：这是在做晚祷。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好像他们不是单独在一起。费迪南表露的那种思想，一直像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们。他们感到它时而在身前，时而在身后，又始终在他们心中萦回，现在呢，当他们拐弯走出了小镇，离开了街道，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时，它也仍然紧紧尾随着他们。
转过了最后几幢房子，他们便突然置身于漆黑的暗夜中了。天空比地面稍亮一点，在朦胧的光亮中，依稀可见一条林荫路影影绰绰伸向远方。落光了叶子的树，这些黑——的枯骨，它们那光秃秃的枝析像烧焦灼手指，伸向没有一丝微风的夜空。有个别农民赶着大车在马路上来往。你看不清他们的形象，只能听见他们发出的声音，听得见黑暗中那笨重的车子的辘辘声和人的脚步声——这说明，这条路上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里没有小路通往火车站吗？随便什么小路，碰不到人的小路？”
“有的，”克丽丝蒂娜回答道，“从这儿往右就是。”她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开口说话了。这样一来她就可以有一分钟不必去想那个念头，那个从邮局到这里一路上跟随着她的念头，那个不声不响、紧追不舍、寸步不离左右的危险的影子。
他又默默无言地在她旁边走了一阵，好像已经把她忘了。甚至他的手也一点没有挨着她的子。突然——像一块石头扑腾一声打破了沉寂——他问道：“你是说月底能集中三万先令现款吗？”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她不想让他看出这一点，便用若无其事。镇定自如的声音回答道：“对，我想没有问题。”
“要是你除此之外再拖延一下上交的款子……就是说把那些税款或者什么别的款子多保留几天不交上去——在这方面我对我们奥地利很了解，这样做上头是不会太严格追究的——那么你可以凑齐多少钱？”
她思索了一会儿。“四万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有五万……不过你为什么……？”
他几乎是厉声答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的。”
她不敢反驳他。他说的不错，她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问了。他们又默默无言地静静地走着。近处一个池塘里，青蛙拼命呱呱大声叫起来，冷不防听到这像嘲弄一样的声音，简直就使人感到浑身疼痛。他突然站住了。
“克丽丝蒂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欺骗自己。现在我们两人的处境是极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互相抱着极为真诚的态度。让我们来一起好好地、仔细地考虑一下吧。”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火光一闪，她看见他那神情严峻的脸。“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是的，我们今天下了了结一切的决心，我们的打算，用报纸上常见的动听的德语说法就叫做‘逃遁离开人世’，然而这话并不对。我们根本不想‘逃遁’，不想离开人世，你不想，我也不想。我们只是想最终脱离我们那被人糟蹋毁坏掉的生活，而又没有别的出路，才决定这样做的，如此而已。我们并不想逃离人世，而是要逃离和摆脱穷困，甩掉这单调乏味、讨厌透顶、不可忍受而又无法避开的贫困。如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手枪是最后的、惟一的出路。但这一点是看错了。现在我们两个都知道，可能还有另一条路，一条最后的路之前的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胆量走这条路，以及怎样走这条路。”
她不作声；他猛抽了几口烟。
“这个问题需要作十分冷静、十分具体的斟酌考虑，就像解一道数学难题那样……我当然要向你讲明事情的全部严重性。我要明确、坦率地告诉你，走这条路恐怕比另外那条路需要更大的勇气。那一条路并不难走。手指一扳，肌肉一收，亮光一闪，就完事了。这一条路却要困难些，因为它要长些。紧张的时间不是一秒钟，而是几星期、几个月，必须不断地掩护自己、隐藏自己。心中无底的事比心里有数的事更难坚持；短暂的、巨大的恐惧比长期的、不可捉摸的恐惧要容易承受些。因此必须事先考虑好，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承受，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些紧张的折磨，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究竟是干脆利落地结果自己的性命好呢，还是再次开始生活？这就是我考虑的中心。”
他又向前走了，而她机械地跟着。是她的腿在走而不是她在走，她的全部思想机器好像都失灵了，只是等着他发话，等候他发出指令。从自身内部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的力量，她脑子里的所有细胞都已经吓得半死，完全陷入麻木状态了。
他又一次站住了。“你不要误解我。我没有丝毫道义上的顾虑。在国家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对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大罪，所以我们怎样做都不为过分。我们无论干什么损害国家的事都行，我们，这整个挨整的一代，我们不管怎么干都超不出国家应该给予我们的补偿的范围。如果我去偷，那么，不是国家通过战争教会我、迫使我干这种勾当又是谁呢：那时候叫做什么征调，或者没收，或者像和约里用的字眼，叫什么赔偿战胜国损失。如果我们行骗，那么，我们所以能掌握这种艺术，除了归功于国家又能归功于推呢：是国家对我们言传身教，只用两个星期就把人家三代人积攒下来的钱变成一堆废纸，把人家一个大家庭一百年来的财产，把人家的草地、房屋和田地一古脑儿骗走！甚而至于如果我去杀人，又是谁教唆、训练我去干的？兵营六个月，前线好几年！在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同国家打这场官司我们是完全占优势的，不管到哪一级法庭都是我们胜诉，国家永远还不清欠下的这一大笔债，它永远无法把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再如数归还我们。同国家讲良心，在过去的时代是应该的，那时的国家是个善良的监护人，它节俭、清廉、正直。而现在，既然国家用流氓无赖的手段对付我们，那我们每个人就都有权利像流氓无赖一样行动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我们现在为我们个人采取报复行动，我是丝毫顾忌也没有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必有任何顾虑。我那笔残废军人抚恤金，那笔天经地义应该属于我、而又被劳苦功高的财政部-扣未发的抚恤金，如果我现在自己去取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除了取这笔钱之外，再把你父亲和我父亲被偷走的钱取回来，再把我们以及同我们一样的人被窃去的权利——过真正的人的生活那样一种权利也取回来，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不，我向你发誓，做这样的事我完全心安理得，正如我们不管是死是活，是好死、赖死还是赖活，国家也都心安理得一样；不管我们把这些蓝色纸片偷走一百张还是一千张、一万张，这个国家也不会因此多出一个穷人来，这... -->>
他们又沉默了，一阵微风轻轻吹拂着他们全身。他们感觉到太阳是那么柔和、适意和温暖。在这里坐着多舒服啊。总算有一次心情舒畅、无忧无虑的约会了，这是多么美好呀！可是，这时远处传来当当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这是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她骤然一惊站了起来。“一点三刻了！”
他爽朗地哈哈笑了，一时容光焕发。“你看，我们就是这副德行。你很勇敢，连死都不怕了。可是一想到上班要迟到，反倒害怕起来。我们被奴役到了什么地步啊，我们身上的奴性已经深入骨髓了。现在的确是从这一切荒谬东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你真的还打算去上班？”
“是的，”她说，“这样做更好些。我还想去把东西整理一下。这听起来是有点荒唐，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该做的都做好，再写几封信，做完这些事我会觉得轻松些。再就是……我今天下午呆在办公室里，一直到下午六点钟，那就谁也不会觉察出有什么异样，谁也不会来找我。到晚上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乘车去克雷姆斯或者圣珀尔滕或者维也纳了。我的钱嘛，订一个好房间还是足够的，我们还可以吃一顿像样的晚饭，过一次称心如意的生活……总之是要痛快，一定要过得痛痛快快的，而明天早上，别人怎样发现我们，那些事我们就管不着了。等会儿到六点钟你就来约我，那时如果有人看见我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爱说什么，爱想什么都由他们去吧……你来叫我，我就把门一锁，永远不回去了……那时我就自由了……那时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他不断地看她，她这种出乎他意料的坚决，使他喜不自胜。
“好的，”他说，“我六点来。六点以前这段时间我去敬散步，再观赏一下这个世界。就这样吧，那么——再见！”
克丽丝蒂娜走进她的办公室。现在一切又都突然变得使人轻松了。所有的物品，写字台、椅子、斜面桌、天平、电话、大叠的纸张，都不再像以往那样虎视眈眈、满怀敌意了。它们不再默默地恶狠狠地嘲笑她“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地永远做这单调乏味的工作了。因为，现在她知道，大门已经敞开，只要一步跨出去她就自由了。
一种美妙的静谧蓦然来到她心间。这是欣喜的平静，有如傍晚时分夜幕初降时草地上的宁静一般，使人感到甜美。她不论做什么都那么得心应手，易如反掌。她写了儿封信。一封给姐姐，一封给邮局，一封给富克斯塔勒，向他们告别，她非常惊讶自己的字体竟那样清晰，新的一行总是整整齐齐对准上一行，字与字之间的间隔也完全合乎书法上的要求。写出来竟那样工整，就像自己小学时机械地抄写的作业那样。在这段时间里也来了一些人，有寄信的，挂电话的，送邮包的，汇款的。对每一项业务，她都处理得细致周到，待人以礼。她不知不觉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要给这些她很陌生、一直觉得与自己无关的人，如那个叫托马斯的，还有那个有几亩地的农妇、助理林务官、杂货店学徒、肉店老板娘等，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是女人最后的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人家同她说“再见”，她就止不住嫣然一笑，然后以双倍的热情回答“再见！”，因为此时她胸中激荡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绪，即得到解救的情绪。人都走了，她便着手处理积压下来的事情，数着、算着、整理着。她屋里那张斜面桌还从来没有这么干净、整齐过，连上头的墨水斑点她也完全擦掉，墙上的挂历也重新挂正了——要让接替自己的人无话可说，感到满意。既然自己现在心情愉快了，那就也要让别人心满意足，无话可讲。既然她现在已经为自己的一生找到了归宿，那么就让这里的一切也都各得其所吧。
她干得是那样起劲，她手脚麻利、十分卖力地把一切都归置好，干得完全忘记了时间，所以当门被推开时，她委实吃了一惊。
“哟，都六点了吗？我的天，我一点也没有注意看时间呢。唔，再有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全归置完了。你理解我的，我是想把事情做得让别人挑不出毛病，这样交出去我才心安。现在我还要做做扫尾工作，然后就结账，结完账我就属于你了。”
他想在外面等她。“不，你只管进来坐着等吧，我去把外面的百叶窗放下来，完事以后我们一起出去，即便再有人看见，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关系呢？明天他们反正还会知道得更多的。”
“明天，”他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已经没有明天了。至少我们两个人是没有明天了。我刚才这次散步确实太好了：天空、花草、树林；唔，仁慈的上帝，这位老先生还真是一位挺不错的建筑师呢，他的设计虽然有那么一点不大人时，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当上建筑师，同老先生比也是望尘莫及的！”
她带他走进了窗玻璃里侧那神圣不可侵犯、闲人不得进入的隔间。“我没有沙发请你坐，我们的国家可不那么大方啊，不过你可以坐在窗台上抽支烟；再有十分钟我就完了，”——说到这里她好像得救了似地舒一口气——“什么事都办完了。”。
她一栏一栏地把数字加起来。这件事进行得十分轻易迅速。然后她从钱柜中取出那有点像风箱的黑色钱袋，开始核对了。她把票子按五先令、十先令、一百先令、一千先令券分别摞在写字台边上，将手指放在海绵上蘸湿，然后就以训练有素、非常敏捷的食指动作点起那些蓝色的钞票来。她数得像机器一样快，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点完一摞，就用铅笔把同类钞票总额迅速记下，然后急不可耐地把账本上的数字同现金数额进行核对，核完就在数字下面划一道线——那用铅笔划的、使她得到解放的最后一道横线。
突然她听见自己旁边有急速喘粗气的声音，于是便抬起头来看。原来费迪南不知什么时候轻轻站了起来，穿过屋子走到这边来了。现在他站在她身后，越过她的肩看着桌上。
“怎么啦！”她吓了跳问道。
“我可不可以，”——他的声音低沉轻微，像蒙上了一层皮，“可不可以拿一张看看？我很久很久没见到一千先令的票子了，而那么多的大票堆在一起，从我生下来到现在也还没见过呢！”
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拈起一张，就好像拿易碎物品那样，她觉察到他的手拿钱时抖得厉害。他这是怎么了？他两眼直勾勾地瞪着这张蓝色钞票，那细长的鼻翼在瑟瑟抖动，眼里射出奇异的光。
“这么多钱……你这里经常有这么多钱？”
“当然啦，今天还算少呢，才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如果到季度末尾，种植葡萄的农民把税款交上来，或者工厂把工人的工资汇来，那时常常是四万、五万、六万——有一次甚至到了八万呢。”
他怔怔地盯着写字台，同时双手抄在身后，好像害怕这一大堆钱似的。
“你不觉得……这么多钱放在桌子里，你难道不觉得有点发毛吗？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害怕？怕什么？这个地方是加了栏杆的，你瞧那儿，一根根那么粗的铁栏杆，另外，旁边就是杂货店，楼上住着一个种牧草的农民，要是有盗贼，他们一定能听见的。每天晚上钱又总是装在袋子里，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的。”
“要是换了我，我可是会害怕的。”他压低声音回答说。
“别瞎说了，你怕什么呀？”
“怕我自己。”
她抬头一看，目光碰上一张半张开的嘴、一双避而不看她的眼睛。接着，他在屋里来回踱起步来。
“我会受不了的，一小时也受不了，在这么多钱旁边呆着我简直没法喘气。我会来回算计，想着：嗬，一千先令，一张四方纸片，一张莫名其妙的纸，要是我把它拿走。装进我的腰包，我就自由了，就获得了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过一过顺心的日子；而用这儿放着的这些钱——刚才你说是多少？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我们可以好好过上两三年，可以去游览世界，每分钟都真正在生活，不是像我们现在过的这种日子，而是过真正的、称心的生活，人的生活，因为我们生下来原本就是人啊，用这些钱，可以使自己活得真正像个人样，自由自在地活动，而不是被捆住手脚动弹不得。只需一个小小的动作，五个指头肌肉一收缩，一走了之，就自由了——啊不，一想到这点我就受不了，要我整天瞅着这些东西，守着这些玩意儿，整天嗅着它们，摸着它们，然而同时心里又清楚它们是属于那个荒唐的、吓唬人的怪物——国家的，那我简直就要发疯。国家，这是个没有呼吸、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没有知识的泥塑木雕，是人类用来摧残毁灭自己的最愚蠢的发明。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可是会发疯的……我会在夜里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仅仅为了不至于拿上钥匙去打开钱柜。而你竟能同这些东西在一起生活！你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吗？”
“没有，”她胆战心惊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么国家倒真是走运了。恶人总是交好运的。哎呀，你怏点弄完吧，”他差不多是气呼呼地说，“快些核对完。把钱拿开吧。我见不得这东西了。”
她迅速地锁上钱柜。这时她的手指忽然也抖起来了。然后，他们出了邮局，朝火车站方向走去。天已经黑了，家家户户亮起了灯火，他们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屋子里面，人们围坐在桌旁进晚餐，当他们走过最后一家的窗户时，里面传出一阵轻微的、节奏分明的喃喃声：这是在做晚祷。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好像他们不是单独在一起。费迪南表露的那种思想，一直像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们。他们感到它时而在身前，时而在身后，又始终在他们心中萦回，现在呢，当他们拐弯走出了小镇，离开了街道，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时，它也仍然紧紧尾随着他们。
转过了最后几幢房子，他们便突然置身于漆黑的暗夜中了。天空比地面稍亮一点，在朦胧的光亮中，依稀可见一条林荫路影影绰绰伸向远方。落光了叶子的树，这些黑——的枯骨，它们那光秃秃的枝析像烧焦灼手指，伸向没有一丝微风的夜空。有个别农民赶着大车在马路上来往。你看不清他们的形象，只能听见他们发出的声音，听得见黑暗中那笨重的车子的辘辘声和人的脚步声——这说明，这条路上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里没有小路通往火车站吗？随便什么小路，碰不到人的小路？”
“有的，”克丽丝蒂娜回答道，“从这儿往右就是。”她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开口说话了。这样一来她就可以有一分钟不必去想那个念头，那个从邮局到这里一路上跟随着她的念头，那个不声不响、紧追不舍、寸步不离左右的危险的影子。
他又默默无言地在她旁边走了一阵，好像已经把她忘了。甚至他的手也一点没有挨着她的子。突然——像一块石头扑腾一声打破了沉寂——他问道：“你是说月底能集中三万先令现款吗？”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她不想让他看出这一点，便用若无其事。镇定自如的声音回答道：“对，我想没有问题。”
“要是你除此之外再拖延一下上交的款子……就是说把那些税款或者什么别的款子多保留几天不交上去——在这方面我对我们奥地利很了解，这样做上头是不会太严格追究的——那么你可以凑齐多少钱？”
她思索了一会儿。“四万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有五万……不过你为什么……？”
他几乎是厉声答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的。”
她不敢反驳他。他说的不错，她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问了。他们又默默无言地静静地走着。近处一个池塘里，青蛙拼命呱呱大声叫起来，冷不防听到这像嘲弄一样的声音，简直就使人感到浑身疼痛。他突然站住了。
“克丽丝蒂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欺骗自己。现在我们两人的处境是极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互相抱着极为真诚的态度。让我们来一起好好地、仔细地考虑一下吧。”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火光一闪，她看见他那神情严峻的脸。“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是的，我们今天下了了结一切的决心，我们的打算，用报纸上常见的动听的德语说法就叫做‘逃遁离开人世’，然而这话并不对。我们根本不想‘逃遁’，不想离开人世，你不想，我也不想。我们只是想最终脱离我们那被人糟蹋毁坏掉的生活，而又没有别的出路，才决定这样做的，如此而已。我们并不想逃离人世，而是要逃离和摆脱穷困，甩掉这单调乏味、讨厌透顶、不可忍受而又无法避开的贫困。如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手枪是最后的、惟一的出路。但这一点是看错了。现在我们两个都知道，可能还有另一条路，一条最后的路之前的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胆量走这条路，以及怎样走这条路。”
她不作声；他猛抽了几口烟。
“这个问题需要作十分冷静、十分具体的斟酌考虑，就像解一道数学难题那样……我当然要向你讲明事情的全部严重性。我要明确、坦率地告诉你，走这条路恐怕比另外那条路需要更大的勇气。那一条路并不难走。手指一扳，肌肉一收，亮光一闪，就完事了。这一条路却要困难些，因为它要长些。紧张的时间不是一秒钟，而是几星期、几个月，必须不断地掩护自己、隐藏自己。心中无底的事比心里有数的事更难坚持；短暂的、巨大的恐惧比长期的、不可捉摸的恐惧要容易承受些。因此必须事先考虑好，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承受，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些紧张的折磨，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究竟是干脆利落地结果自己的性命好呢，还是再次开始生活？这就是我考虑的中心。”
他又向前走了，而她机械地跟着。是她的腿在走而不是她在走，她的全部思想机器好像都失灵了，只是等着他发话，等候他发出指令。从自身内部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的力量，她脑子里的所有细胞都已经吓得半死，完全陷入麻木状态了。
他又一次站住了。“你不要误解我。我没有丝毫道义上的顾虑。在国家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对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大罪，所以我们怎样做都不为过分。我们无论干什么损害国家的事都行，我们，这整个挨整的一代，我们不管怎么干都超不出国家应该给予我们的补偿的范围。如果我去偷，那么，不是国家通过战争教会我、迫使我干这种勾当又是谁呢：那时候叫做什么征调，或者没收，或者像和约里用的字眼，叫什么赔偿战胜国损失。如果我们行骗，那么，我们所以能掌握这种艺术，除了归功于国家又能归功于推呢：是国家对我们言传身教，只用两个星期就把人家三代人积攒下来的钱变成一堆废纸，把人家一个大家庭一百年来的财产，把人家的草地、房屋和田地一古脑儿骗走！甚而至于如果我去杀人，又是谁教唆、训练我去干的？兵营六个月，前线好几年！在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同国家打这场官司我们是完全占优势的，不管到哪一级法庭都是我们胜诉，国家永远还不清欠下的这一大笔债，它永远无法把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再如数归还我们。同国家讲良心，在过去的时代是应该的，那时的国家是个善良的监护人，它节俭、清廉、正直。而现在，既然国家用流氓无赖的手段对付我们，那我们每个人就都有权利像流氓无赖一样行动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我们现在为我们个人采取报复行动，我是丝毫顾忌也没有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必有任何顾虑。我那笔残废军人抚恤金，那笔天经地义应该属于我、而又被劳苦功高的财政部-扣未发的抚恤金，如果我现在自己去取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除了取这笔钱之外，再把你父亲和我父亲被偷走的钱取回来，再把我们以及同我们一样的人被窃去的权利——过真正的人的生活那样一种权利也取回来，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不，我向你发誓，做这样的事我完全心安理得，正如我们不管是死是活，是好死、赖死还是赖活，国家也都心安理得一样；不管我们把这些蓝色纸片偷走一百张还是一千张、一万张，这个国家也不会因此多出一个穷人来，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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