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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地穿透了道静的心。像做梦一样，她昏昏沉沉地离开那间小土屋时，眼里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
这一天道静又经受了从来没有过的烦恼与矛盾。和家庭斗争、和余永泽斗争、和胡梦安斗争，她从来没有气馁过，也没有害怕过，可是现在在这个平原的乡镇上碰到一个过去家里的佃户--一个小时候要好朋友的父亲--一个现在这般穷苦、衰老的老长工，却使她受到了平生从未受过的污辱，也引起了她从未有过的内心痛苦与斗争。她向姑母说得很好，她要彻底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可是，一碰到挫折，她又觉得十分委屈，她又有些灰心丧气了。
夜晚，陈大娘完了事回到屋里来，道静尽管心情十分沉重、烦恼，但她还是找到大娘屋里并和她聊起天来。
“大娘，您每天起早睡晚的，累的慌吧？”道静坐在炕沿，并拿出一盒联珠牌香烟递给大娘。
大娘高兴地接过香烟笑着说：“张先生，瞧你，干么费这个心。我抽袋旱烟就行啦。”
她点燃一支纸烟吸着，然后又说，“张先生，你问我累不累？给人做活哪有不累的呀！文台他娘是阔家小姐出身，见天给她梳头打洗脸水不算，洗洗缝缝的事总也没个完。”
道静接着问：“文台他娘脾气不坏吧？我看她对您挺好。”
大娘看着道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这个人好起来倒也不错，像她那些穿不了的衣裳还不断给我个三件两件的；可是一犯起脾气……”大娘说到这里把话打住了，她像思索什么似的，两只深陷的眼睛呆呆地对着窗外。半天，才像从梦中惊醒般扭头对道静喃喃地说：“老头子要活着，我那小子狗儿要都活着……我、我怎么也不会落到这样地步啊……”
道静轻轻地问：“大娘，您那儿子要活着挺大了吧？”
大娘听到这句问话，苍白瘦削而且满是细碎皱纹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喜悦的光辉，仿佛昏黑的天空中猛然打过的闪电。这是一个人消逝了的幸福一瞬间又在心上闪过的征兆；也是一个母亲长久埋藏在心底的爱情的再现。大娘脸上这种喜悦的光辉只是一闪就消失了，接着却是深深的悲哀--绝望的悲哀使得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先生，提起我那儿子，这孩子长的圆头虎脑，别提多听话啦。家里穷，他爹给人拉长工，我也给财主家缝缝洗洗的成天不在家，他就在家看着小妹妹，拾柴、做饭，十岁的孩子像个大人似的什么都干。后来，有这么一天--这一天……”眼泪像倾盆的雨，唰唰地往下流，大娘哭着说完了她儿子的故事。
“这一天，天下大雪，缸里没有水，孩子肚里饿要做饭，就上井台上去打水，十岁的孩子呵，一个人上井台去打水。谁知井台上的冰一滑，孩子就、就掉到井里啦。天寒地冻谁也没见，孩子，我那小狗子就、就……”
大娘的声音和眼泪，使得道静有点不知所措。她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紧紧握住大娘的手。而且本来准备向大娘讲的一些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道理，现在一句也讲不出来，她只是慌促地说：“大娘别难过--大娘，您想开一点……”
大娘用衣襟擦干眼泪，压抑不住的痛苦发泄过去了，她立刻又安静下来，呆呆地用红肿的眼睛，看着道静说：“张先生，咱们有缘。我一见你就想把心里的话跟你说。你看，我在他老宋家呆了十年啦，这狗子的事，我一回也没跟东家学说过。”
道静趁机说：“我跟您一样，也受过点苦。我是后娘养大的，她待我不好……可是，东家都是富贵人家的人，他们哪知道咱们穷人的苦。”
“你也受过苦？”大娘惊奇地说，“看你细皮嫩肉的，又是念洋学的，可不像呵。”
道静站起身把煤油灯捻小了，回到炕边，拉住大娘的胳膊说：“大娘，您累了一天，躺下歇着吧，我的事，有了空再跟您说。”
大娘也一把拉住道静的胳膊：“闺女，说说吧。有了难受的事，说了心里就痛快。我要是碰着一个知心人，说说心里的话，我就觉得痛快多啦。”
“大娘，您叫我闺女啦？那可太好啦！”道静坐在炕沿上高兴地说，“我没有亲娘，从小没人疼。您要听我的事，那您躺下咱们躺着说。”
于是，道静就和陈大娘脸对脸躺在炕上说起来。
“我一岁时我亲妈就死啦。我跟着后妈--她是个非常狠毒的女人。家里虽然挺有钱，她穿着绫罗绸缎，她亲生的儿子也是呢子缎子穿着；可是，我却像个要饭的小叫花子，身上破破烂烂。一到冬天我可受罪啦。天寒地冻的日子，她连双棉鞋都不给我穿，袜子也破成大窟窿。我才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她成天打发我上街给她买这个做那个。买回来一不如意，伸手就打，张嘴就骂。我的脚后跟冻烂了，烂成一个个的大窟窿，痛得要命，她连问都不问，一拐一拐地还得给她去买……大娘，我一想起我小时候那个样儿就心酸--一件破棉袄，里面的虱子滚成蛋；头上几根干柴一样的头发也长满了虱子；小手冻得像个紫萝卜；两只脚烂得提不上鞋……”
陈大娘一把拉住林道静的手，含着眼泪说：“闺女，可苦了你啦。我那闺女小子们家里虽然穷，可也没叫他们这么样苦过……你，你那后娘可实在太狠啦。”
“大娘，谢谢您关心我。我还要告诉您一件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事。我八岁那年冬天，有一天天都黑了，还下着大雪，我后妈拿着一封信，叫我给她去找一个人，取回一杆大烟枪。
说是取不回来不要回家。我就去啦。找到这个人家里，他不在家，我又上别处去找。找来找去，找到快半夜了，才找回这杆大烟枪。我拿着这杆烟枪，一个人往家里走。半夜三更，下着大雪，还刮着风，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又冷、又怕、又困，心里真难过，想大声哭，可是也哭不出来。不知怎的，就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着家啦。越急越找不着，越走越糊涂。那时，我们家住在北平的西城，取烟枪也在西城，可是我转来转去转到北城去了。困的我想倒在人家门洞里就睡，可是，那呼呼的北风，那么大的雪，我知道我一睡下就得冻死，所以我还是顺着胡同和大街跑。开始，我不愿出声，也不愿问人；后来，实在受不住了，我就像小狗一样哭嚎起来。哭着、跑着，直到后半夜，才碰到一个好心眼的洋车夫把我拉回家里来。可是回到家，我后妈又给我一顿臭骂--她骂我回来晚了，耽误了她抽大烟。她连洋车钱都不肯给……”
说到这里，幼年惨痛生活的回忆，使得道静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陈大娘在昏暗的小屋中死死地盯住她，而且嘴里不住连连地说：“闺女，好苦命的闺女呀！”大娘也哭了。（未完待续）
无情地穿透了道静的心。像做梦一样，她昏昏沉沉地离开那间小土屋时，眼里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
这一天道静又经受了从来没有过的烦恼与矛盾。和家庭斗争、和余永泽斗争、和胡梦安斗争，她从来没有气馁过，也没有害怕过，可是现在在这个平原的乡镇上碰到一个过去家里的佃户--一个小时候要好朋友的父亲--一个现在这般穷苦、衰老的老长工，却使她受到了平生从未受过的污辱，也引起了她从未有过的内心痛苦与斗争。她向姑母说得很好，她要彻底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可是，一碰到挫折，她又觉得十分委屈，她又有些灰心丧气了。
夜晚，陈大娘完了事回到屋里来，道静尽管心情十分沉重、烦恼，但她还是找到大娘屋里并和她聊起天来。
“大娘，您每天起早睡晚的，累的慌吧？”道静坐在炕沿，并拿出一盒联珠牌香烟递给大娘。
大娘高兴地接过香烟笑着说：“张先生，瞧你，干么费这个心。我抽袋旱烟就行啦。”
她点燃一支纸烟吸着，然后又说，“张先生，你问我累不累？给人做活哪有不累的呀！文台他娘是阔家小姐出身，见天给她梳头打洗脸水不算，洗洗缝缝的事总也没个完。”
道静接着问：“文台他娘脾气不坏吧？我看她对您挺好。”
大娘看着道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这个人好起来倒也不错，像她那些穿不了的衣裳还不断给我个三件两件的；可是一犯起脾气……”大娘说到这里把话打住了，她像思索什么似的，两只深陷的眼睛呆呆地对着窗外。半天，才像从梦中惊醒般扭头对道静喃喃地说：“老头子要活着，我那小子狗儿要都活着……我、我怎么也不会落到这样地步啊……”
道静轻轻地问：“大娘，您那儿子要活着挺大了吧？”
大娘听到这句问话，苍白瘦削而且满是细碎皱纹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喜悦的光辉，仿佛昏黑的天空中猛然打过的闪电。这是一个人消逝了的幸福一瞬间又在心上闪过的征兆；也是一个母亲长久埋藏在心底的爱情的再现。大娘脸上这种喜悦的光辉只是一闪就消失了，接着却是深深的悲哀--绝望的悲哀使得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先生，提起我那儿子，这孩子长的圆头虎脑，别提多听话啦。家里穷，他爹给人拉长工，我也给财主家缝缝洗洗的成天不在家，他就在家看着小妹妹，拾柴、做饭，十岁的孩子像个大人似的什么都干。后来，有这么一天--这一天……”眼泪像倾盆的雨，唰唰地往下流，大娘哭着说完了她儿子的故事。
“这一天，天下大雪，缸里没有水，孩子肚里饿要做饭，就上井台上去打水，十岁的孩子呵，一个人上井台去打水。谁知井台上的冰一滑，孩子就、就掉到井里啦。天寒地冻谁也没见，孩子，我那小狗子就、就……”
大娘的声音和眼泪，使得道静有点不知所措。她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紧紧握住大娘的手。而且本来准备向大娘讲的一些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道理，现在一句也讲不出来，她只是慌促地说：“大娘别难过--大娘，您想开一点……”
大娘用衣襟擦干眼泪，压抑不住的痛苦发泄过去了，她立刻又安静下来，呆呆地用红肿的眼睛，看着道静说：“张先生，咱们有缘。我一见你就想把心里的话跟你说。你看，我在他老宋家呆了十年啦，这狗子的事，我一回也没跟东家学说过。”
道静趁机说：“我跟您一样，也受过点苦。我是后娘养大的，她待我不好……可是，东家都是富贵人家的人，他们哪知道咱们穷人的苦。”
“你也受过苦？”大娘惊奇地说，“看你细皮嫩肉的，又是念洋学的，可不像呵。”
道静站起身把煤油灯捻小了，回到炕边，拉住大娘的胳膊说：“大娘，您累了一天，躺下歇着吧，我的事，有了空再跟您说。”
大娘也一把拉住道静的胳膊：“闺女，说说吧。有了难受的事，说了心里就痛快。我要是碰着一个知心人，说说心里的话，我就觉得痛快多啦。”
“大娘，您叫我闺女啦？那可太好啦！”道静坐在炕沿上高兴地说，“我没有亲娘，从小没人疼。您要听我的事，那您躺下咱们躺着说。”
于是，道静就和陈大娘脸对脸躺在炕上说起来。
“我一岁时我亲妈就死啦。我跟着后妈--她是个非常狠毒的女人。家里虽然挺有钱，她穿着绫罗绸缎，她亲生的儿子也是呢子缎子穿着；可是，我却像个要饭的小叫花子，身上破破烂烂。一到冬天我可受罪啦。天寒地冻的日子，她连双棉鞋都不给我穿，袜子也破成大窟窿。我才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她成天打发我上街给她买这个做那个。买回来一不如意，伸手就打，张嘴就骂。我的脚后跟冻烂了，烂成一个个的大窟窿，痛得要命，她连问都不问，一拐一拐地还得给她去买……大娘，我一想起我小时候那个样儿就心酸--一件破棉袄，里面的虱子滚成蛋；头上几根干柴一样的头发也长满了虱子；小手冻得像个紫萝卜；两只脚烂得提不上鞋……”
陈大娘一把拉住林道静的手，含着眼泪说：“闺女，可苦了你啦。我那闺女小子们家里虽然穷，可也没叫他们这么样苦过……你，你那后娘可实在太狠啦。”
“大娘，谢谢您关心我。我还要告诉您一件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事。我八岁那年冬天，有一天天都黑了，还下着大雪，我后妈拿着一封信，叫我给她去找一个人，取回一杆大烟枪。
说是取不回来不要回家。我就去啦。找到这个人家里，他不在家，我又上别处去找。找来找去，找到快半夜了，才找回这杆大烟枪。我拿着这杆烟枪，一个人往家里走。半夜三更，下着大雪，还刮着风，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又冷、又怕、又困，心里真难过，想大声哭，可是也哭不出来。不知怎的，就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着家啦。越急越找不着，越走越糊涂。那时，我们家住在北平的西城，取烟枪也在西城，可是我转来转去转到北城去了。困的我想倒在人家门洞里就睡，可是，那呼呼的北风，那么大的雪，我知道我一睡下就得冻死，所以我还是顺着胡同和大街跑。开始，我不愿出声，也不愿问人；后来，实在受不住了，我就像小狗一样哭嚎起来。哭着、跑着，直到后半夜，才碰到一个好心眼的洋车夫把我拉回家里来。可是回到家，我后妈又给我一顿臭骂--她骂我回来晚了，耽误了她抽大烟。她连洋车钱都不肯给……”
说到这里，幼年惨痛生活的回忆，使得道静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陈大娘在昏暗的小屋中死死地盯住她，而且嘴里不住连连地说：“闺女，好苦命的闺女呀！”大娘也哭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