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四十,手机在床头响了一下。
是林晚,两条。
“我上飞机了。
多哈停三个钟头。”
“北京这边十一点四十落。”
我起来洗了把脸。
窗外天刚亮,楼下收废品的老头推着车吆喝,吆喝声从街这头走到那头。
七点零五分,门响了。
是陶佳。
她今天考实操,头发扎得紧,外面套了一件干净的深色外套,手里拎着一个文件袋站在门口,没往里进。
“哥。”
她说,“八点半点名。”
我把桌上那两个用纸包着的包子递过去。
“一块五一个。”
她接了,掰开咬了一口。
“你算这个干什么。”
“习惯了。”
“打车去,钱我出。”
“打车三十八,17路两块。”
她说,“四十块钱够我买两本参考书。”
“你连这个都算。”
“我前天在站牌底下站了三回。”
她说,“四十分钟到,中间过两个红绿灯。
我七点十分上车,七点五十到校门口,剩十分钟找考场。”
她把文件袋打开给我看了一眼:一张准考证,一张身份证,一支笔,还有一张折起来的纸,是她自己默的接线步骤,一步一行。
纸的边角全软了。
“默了几遍。”
“四遍。”
她说,“第三遍开始不用看。”
“你几点起的。”
“五点二十。”
她说,“起来先把步骤又默了一遍,默完把闹钟往前拨了十分钟,怕路上堵。”
她说话像在报一台机器的参数,一句一句往外摆,不抬高也不压低。
她伸手把袖子往上撸了一点,右手手背上那道浅浅的烫疤露出来——线上下来的姑娘,手上都有那么两道。
另一个包子她塞进文件袋外头那个兜里,说留着考完吃。
我陪她下楼。
楼道那盏黄灯一层一层亮,一层一层灭。
街口那个站牌底下风大,我把烟摸出来,又塞了回去。
“你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