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的理论本身没问题,但受限于手段的落后,没有配套监督机制。
一旦落到蔡京这等权臣手里,这些制度反倒是变成了自家的利器!
这新学旧学,新法旧法,两边各拿半块真理,非要互相否定,最后反倒是演变成了拼个你死我活的党争清算。
大官人自然没有引经据典,也引不来,只用自家后来人得的角度缓缓拆解这数百年儒学困题,叹了口气道:「此争百年,实则无人说错,只是各司其职而已。」
「孔孟严义利之辨,非是不许天下生利,而是不许掌权者私取其利。这乱世春秋,诸侯争霸,官吏盘剥,百姓流离,圣人故而立心,认为为官先修德,先守道义,再谈治事。这是底线伦理,是乱世安民的根本。」
「而王公的义利合一,并非弃义逐利,彼时大宋积贫积弱,国库空虚、民生凋敝,若只空谈修身、死守旧制,无财无以养民、无法无以安邦。他新学里的利,乃是国家公利、百姓民生之利,是以制度盘活国力,以经术造福天下。」
「旧学诸儒错在空谈义理、脱离实务,以为守德即可治世,不知无功利支撑的道义,只是空中楼阁,新学末流错在重术轻道,急功近利,只剩刑名功利,才让新学蒙污。」
「若是一言定之,这义是底线,利是手段,无义之利是祸国,无利之义是空谈。」
一语落地,如惊雷破雾。
大殿之中一众文武浑身发抖,瞪大眼睛望向这西门天章。
便连西夏国君手中的佛珠也忘了盘!
满殿只闻得一片压抑的吸气声,人人竖著耳朵,生怕漏掉半句金玉良言。
斡道冲身躯一震,大喜过望,原本缠绕多年的义利壁垒,竟在这通俗直白的阐释中轰然瓦解。
十数年纠结经义字句,纠结新旧门户,从未有人如此剥离章句外壳,直抵儒学本心。
口中喃喃几句,未等平复心绪已然深深一躬拜了下去,这次行的竟是弟子拜师之礼。
而后抬起头来激动问道:「先生解惑,小子万死不低一谢,小子第二惑这经学正统。大宋中期,儒者盛行疑经改注,不泥汉唐旧说,本是圣学革新之幸。」
「自王介甫先生立【三经新义】,朝廷便以一家之说定科举,道德,风俗,严禁士子杂学旁通,甚至贵国崇宁年间废【春秋】取士,谓其褒贬乱世、滋生朋党。」
「可元祐诸儒誓死力争,言【春秋】是圣人赏善罚恶、定立王道的根本,废之则圣道残缺。晚辈译【论语】、研【周易】,深知六经各有功用,却始终不解:治学究竟该百家求真,还是一统归一?朝廷强定一尊,是安定世道,还是禁锢人心?」
这正是宋朝第二大儒学争端,朝堂的思想统一与士人自由疑经、百家讲学的学术自由之争,这西夏效仿宋制开科取士、设立蕃汉学宫,究竟该尊一家正统,还是兼容百家,显然是两难。
大官人端起残茶,发现已然空杯。
旁边侍奉缩在朱漆殿柱后头,觑著他脸色,早瞧见杯空了,却连大气儿也不敢喘,生怕搅扰了贵人思绪,只搓著袖口,进退不得。
那斡道冲,手脚麻利,快走三步跪坐在至大官人席前,提起案头铜铫细流注入盏中。
待水满七分,他双手捧起茶盏,高举过额,恭恭敬敬奉上:「先生,请用热茶。」
满殿的文武大臣,连同御座上的国君,竟无一人出声喝止。
这西门天章这席话,直如拨云见日,为大夏指出了一条儒学正途。
这般上前伺候的机缘,说不得便是日后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供后人艳羡传颂的美谈。
莫说是这斡道冲,便是自家只恨自己不在身前,否则哪有斡道冲的份!
大官人轻啜一口,缓缓道:「国家初定、人心纷乱之时,最需统一准则、安定人心。王公一道德,是为终结汉唐以来经义散乱、众说纷纭的乱象,让天下士子治学有标准、从政有准绳,杜绝朋党异说,此是当时治国所需。」
「可学问之道,贵在求真革新。汉唐旧注有弊,故而宋人疑经,王氏新说亦有偏颇,故而世人辩驳,此乃求真之法,征途也!」
「朝廷若说有失,失在把学术之事,变成了律法禁令。学术可以有主流正统,但不可杜绝争议,教化可以有统一准则,但不可禁锢思辨。国制上求统一,学术求包容。治国需唯一法度,求真赖百家争鸣,这些弊端乱象,非新学之过,非春秋之过,实乃混淆了庙堂与书斋的界限!」
此番言语,字字如锤。
直将斡道冲胸中盘踞壁垒,顷刻间砸得粉碎!
他向来困在「谁家经义更醇正,谁家注解更高明」的门户泥潭里,一直想要求个对错。
何曾想得,这场席卷中原的经学大乱,根子竟不在字句篇章的优劣,而在那朝堂权柄与学术清流之间,早已失了分寸,乱了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