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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制度的优化
政治体制改革
优良的政治体制，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决定一个民族未来命运的基础。
只有制度优良，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大限度地给人民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
胡锦涛总书记早就指出：“今后，我们将继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障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强调：应该承认，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许多高级的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制度……就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今后，凡属审批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都要实行公开、公正和透明。
转变政府职能
当下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政府的职能。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而现在的各级政府全力以赴地去主导经济发展，不仅滋生了大量腐败——投资项目从来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尤其是在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而且，不断导致资源低效率、高损耗的错误配置。并由此挤压整个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不得不大量依附于权力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又进一步扭曲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资源配置，使得原本应该成为经济发展中最核心力量的企业成为权力的附庸。而这种状况又为相关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仅拉大贫富差距，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使一些地方出现割据势力，危害社会稳定。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不再深陷经济利益当中，他们只是全力以赴地提供公共产品、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将爆发出更强劲的创造力，更惊人的前进动力！
“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我们通过模仿发达国家企业走过的道路，通过发挥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等优势，在高耗能高污染等产品领域，产生出强大的远远压过西方的竞争力，促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由此导致一些人产生幻觉，以为中国这种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事实上，我们不仅不应该沾沾自喜，还应该提防落入“对后来者的诅咒”的陷阱。
经济学家沃森曾经提出过“后发劣势”，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的弊端在于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此指出：“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政府的角色
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经济主导者的政府，不可能同时扮演好这两个角色。但是，政府可以做好前者，而让后者在企业家手中得到更健康和持续的发展。而政府一旦醉心于成为经济的主导者，不仅会影响公共产品的提供，还可能导致权力的进一步滥用——这一点正是前面中国领导人所提到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指出：“如果那些较为保守的干预主义者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政府的控制活动严格限制在他们所赞同的特定范围内，那么我们便可以说，这纯属幻想……这种控制活动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政府扩展到其他领域。”
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我不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当做好它需要做的一切——在国内保护个体免受匪徒的暴力与欺诈的伤害，对外则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这是自由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而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不仅没有履行保护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职责，还去干预各种市场现象：价格、工资、利率和利润等。”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关键的问题是权力的泛滥和扩张，在缺乏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无法得到根本遏制，遑论对经济的干预与主导？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改革措施，能否到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到位……避免政府越位问题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市场经济中政府是权力和职能有限的政府，这与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中的那种全能的大政府显然不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除非在市场失灵而且政府干预确有效率的条件下，不应干预市场交易活动和企业的微观决策，不在地区、部门、企业间依据政府自身的偏好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由于政府定位于主导经济，这种职能的错位，导致它在决策参考来源方面，也明显有别于发达国家。
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决策圈子里，法学家通常享有超过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力，那是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首先必须处理好法律程序问题……相比之下，我们社会里... -->>
推动制度的优化
政治体制改革
优良的政治体制，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决定一个民族未来命运的基础。
只有制度优良，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大限度地给人民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
胡锦涛总书记早就指出：“今后，我们将继续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障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强调：应该承认，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许多高级的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制度……就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今后，凡属审批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都要实行公开、公正和透明。
转变政府职能
当下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政府的职能。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而现在的各级政府全力以赴地去主导经济发展，不仅滋生了大量腐败——投资项目从来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尤其是在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而且，不断导致资源低效率、高损耗的错误配置。并由此挤压整个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不得不大量依附于权力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又进一步扭曲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资源配置，使得原本应该成为经济发展中最核心力量的企业成为权力的附庸。而这种状况又为相关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仅拉大贫富差距，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使一些地方出现割据势力，危害社会稳定。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不再深陷经济利益当中，他们只是全力以赴地提供公共产品、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将爆发出更强劲的创造力，更惊人的前进动力！
“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我们通过模仿发达国家企业走过的道路，通过发挥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等优势，在高耗能高污染等产品领域，产生出强大的远远压过西方的竞争力，促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由此导致一些人产生幻觉，以为中国这种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事实上，我们不仅不应该沾沾自喜，还应该提防落入“对后来者的诅咒”的陷阱。
经济学家沃森曾经提出过“后发劣势”，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的弊端在于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此指出：“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政府的角色
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经济主导者的政府，不可能同时扮演好这两个角色。但是，政府可以做好前者，而让后者在企业家手中得到更健康和持续的发展。而政府一旦醉心于成为经济的主导者，不仅会影响公共产品的提供，还可能导致权力的进一步滥用——这一点正是前面中国领导人所提到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指出：“如果那些较为保守的干预主义者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政府的控制活动严格限制在他们所赞同的特定范围内，那么我们便可以说，这纯属幻想……这种控制活动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政府扩展到其他领域。”
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我不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当做好它需要做的一切——在国内保护个体免受匪徒的暴力与欺诈的伤害，对外则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这是自由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而干预主义意味着政府不仅没有履行保护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职责，还去干预各种市场现象：价格、工资、利率和利润等。”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关键的问题是权力的泛滥和扩张，在缺乏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无法得到根本遏制，遑论对经济的干预与主导？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改革措施，能否到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到位……避免政府越位问题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市场经济中政府是权力和职能有限的政府，这与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中的那种全能的大政府显然不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除非在市场失灵而且政府干预确有效率的条件下，不应干预市场交易活动和企业的微观决策，不在地区、部门、企业间依据政府自身的偏好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由于政府定位于主导经济，这种职能的错位，导致它在决策参考来源方面，也明显有别于发达国家。
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决策圈子里，法学家通常享有超过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力，那是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首先必须处理好法律程序问题……相比之下，我们社会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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