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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持久的战争。落后的中国，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光鲜的现代化外表下面却是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
比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更加恶毒的是，日本人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大学、报馆、古迹、学生、文化设施等加以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南开大学、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这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机构，先后都被炸弹炸得片瓦无存。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毁中国的文化命脉。
在中国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坏，十所遭到完全破坏，二十五所陷于停顿。抗战期间，一百零六所大学内迁，迁徙次数多达三百余次。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被日本宪兵队长期霸占，成为迫害爱国人士的巢穴。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鲁迅遗孀许广平、燕京大学教授张东逊、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受尽折磨。
日伪在中国的十九个省关闭了许多报纸、杂志和电台，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近千家宣传亲日思想、麻醉国人意志的新闻机构。
日军铁蹄所到之处，随即展开所谓的“思想攻势”占领东北之后，日军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仅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七月五个月间，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万册，九千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
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著名诗人郑孝胥亲自写了所谓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讲礼让，使我修身。家已齐，国以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日本军部号召大家都来唱这首“国歌”以达到他们奴化教育的目的。
然而，就在郑孝胥宣扬“新满洲”的“顶天立地”、“无苦无忧”、“自由亲爱”的同时，日本军队在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细菌试验、屠杀无辜百姓，三千万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华北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郎宣称：“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的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日军在华北开办所谓的“中心小学”“希望在二十年内造成十六万模范的小学生，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筋里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驻上海市联络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长久统治中国的建议：“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内地视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学生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家，并大骂特骂日本。从那时起，过了二十年的今天，这些人已经奋战在抗日第一线了。目前在和平政权下进行的亲日教育也必须等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作为民族意识发挥作用吧。所以说，有必要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吸引力的口号逐渐获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占领土地和山河，并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更为重要的是征服这个民族的头脑和心灵。而要征服头脑的心灵，就必须控制教育和宣传命脉。于是，日军所到之处，以极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此来实现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实现对中国永远的占领和吞并。
王宪尧毕业于伪满“新京国民高等学校”裴素云毕业于伪满“新京第一女子国民教育高等学校”对于当年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这对夫妻都有深切的体会。后来，裴素云曾经在伪满“自强学校”任教，这所学校的校长虽然是中国人，但大小事务都被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斋藤所控制。由于无法忍受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裴素云后来愤然辞职。
在陪都重庆，在敌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下了炸弹下的中央大学一文：
“民国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学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这位昔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言传身教的教师还是求知若渴的学生，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强弱。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院校的师生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让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让学术得以发扬光大。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教育抗战和文化抗战为使命，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当南开大学被敌机连续轰炸而毁于一旦的时候，校长张伯苓斩钉截铁地高速师生说：“敌人只能毁我南开物质，难毁我南开精神！”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也鼓励迁徙路上的师生说：“将欲抗顽虏，复兴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
罗家伦认为，正是在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尤其应当加倍地重视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既是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伟大文明复兴的希望所在。罗家伦指出：“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国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英勇的将士，抵抗得过的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和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魄啊！伟大与卑劣、坚韧与邪恶、智慧与愚昧，在此刻显得如此泾渭分明。
离四川宜宾只有十多公里的李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古村落。半壁河山沦丧之后，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等中国顶极的学术和教育机构都迁移至此。幽静的河湾旁充满了琅琅的书声；曲折的街道上行走着儒雅的学者。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妇也来到这里，继续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并在简陋的房间里坚持写作巨著中国建筑史。
人们曾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轰炸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梁思成和中华民族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带来的痛苦，而林徽音的弟弟作为一名中国空军的飞行员，更是直接牺牲在对日空战中。国仇家恨，完全可以让他对美军轰炸日本古都感到高兴。
然而，梁思成是一位超越仇恨的冷静的历史主义者。在随同父亲流亡日本的时候，少年梁思成多次到过奈良，那座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亲自指导设计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
于是，在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阐述了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梁思成对那位有些迷惑不解的美国军官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然而，一种职业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是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人类的结晶。”
理性战胜了仇恨，文化的永恒性取代了战争的疯狂。梁思成的建议，受到了美军的高度重视。奈良被从轰炸城市的名单中划掉了。
战争之后，幸免于难的奈良，因为它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古代建筑，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在这一命名三十周年纪念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特意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的文章。
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南博士说过：“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轰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抗战最为艰巨的时刻，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李约瑟博士访问昆明。后来，李约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这个生气勃勃的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访问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坚持在他们国家边远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非常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气，和他们身处逆境之中所显示的非凡的乐观，甚至是愉悦。”每当警报响起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便迅速跑到郊外，在树林和坟堆中继续上课。侵略者的凶残阻止不了他们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祖国的挚爱。西南联大朝气蓬勃、以苦为乐的学术氛围，让每一位来访的西方学者都深受感染，他们在这些面黄肌瘦的教授和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个民族不可摧抑的脊梁。
西南联大拥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三百五十多名教师、三千两百七十七名学生，是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一所大学。直到今天，西南联大师生的学术成就，依然像高山般矗立在后人的面前，既让我们惭愧，又催我们奋进。
内迁高校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相始终。内迁高校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史中最灾难深重但又最光辉难忘的一页。
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实践上的爱国者，而不是口头上的爱国者。喊几声爱国和抗日的口号易，而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拿出成就来蔑视敌人难。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设、教育普及和科学发明方面超过日本，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蛇吞象”的野心。如果不能虚心地面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并“拿来”为我所用，那么我们只能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因抱残守缺而走向灭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成为国家命运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奠基者而不是享用者。
罗家伦发现了中日两国实力消长的根源，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坚守岗位、奋发图强。可惜，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口头上的“爱国者”多，而实践上的爱国者少；夸夸其谈的“爱国者”很多，而埋头苦干的爱国者少。
那场战争中国的确胜利了，但六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国民修养和民族素质，却都不容乐观。中国被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远远地抛到了身后，日本的各种工业产品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能够无愧于罗家伦、浦江清这些呕心沥血、上下求索的先辈们吗？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画卷上，蒋百里、郁达夫、老舍、罗家伦、梁思成等人只是几滴小小的水珠，但水珠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在他们身后，还屹立着四万万坚韧卓绝的同胞。
让我们与他们站立在一起，站成民族的脊梁，站成民族的骄傲。
一场持久的战争。落后的中国，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光鲜的现代化外表下面却是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
比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更加恶毒的是，日本人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大学、报馆、古迹、学生、文化设施等加以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南开大学、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这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机构，先后都被炸弹炸得片瓦无存。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毁中国的文化命脉。
在中国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坏，十所遭到完全破坏，二十五所陷于停顿。抗战期间，一百零六所大学内迁，迁徙次数多达三百余次。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被日本宪兵队长期霸占，成为迫害爱国人士的巢穴。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鲁迅遗孀许广平、燕京大学教授张东逊、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受尽折磨。
日伪在中国的十九个省关闭了许多报纸、杂志和电台，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近千家宣传亲日思想、麻醉国人意志的新闻机构。
日军铁蹄所到之处，随即展开所谓的“思想攻势”占领东北之后，日军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仅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七月五个月间，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万册，九千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
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著名诗人郑孝胥亲自写了所谓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讲礼让，使我修身。家已齐，国以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日本军部号召大家都来唱这首“国歌”以达到他们奴化教育的目的。
然而，就在郑孝胥宣扬“新满洲”的“顶天立地”、“无苦无忧”、“自由亲爱”的同时，日本军队在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细菌试验、屠杀无辜百姓，三千万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华北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郎宣称：“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的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日军在华北开办所谓的“中心小学”“希望在二十年内造成十六万模范的小学生，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筋里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驻上海市联络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长久统治中国的建议：“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内地视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学生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家，并大骂特骂日本。从那时起，过了二十年的今天，这些人已经奋战在抗日第一线了。目前在和平政权下进行的亲日教育也必须等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作为民族意识发挥作用吧。所以说，有必要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吸引力的口号逐渐获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占领土地和山河，并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更为重要的是征服这个民族的头脑和心灵。而要征服头脑的心灵，就必须控制教育和宣传命脉。于是，日军所到之处，以极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此来实现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实现对中国永远的占领和吞并。
王宪尧毕业于伪满“新京国民高等学校”裴素云毕业于伪满“新京第一女子国民教育高等学校”对于当年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这对夫妻都有深切的体会。后来，裴素云曾经在伪满“自强学校”任教，这所学校的校长虽然是中国人，但大小事务都被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斋藤所控制。由于无法忍受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裴素云后来愤然辞职。
在陪都重庆，在敌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下了炸弹下的中央大学一文：
“民国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学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这位昔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言传身教的教师还是求知若渴的学生，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强弱。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院校的师生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让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让学术得以发扬光大。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教育抗战和文化抗战为使命，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当南开大学被敌机连续轰炸而毁于一旦的时候，校长张伯苓斩钉截铁地高速师生说：“敌人只能毁我南开物质，难毁我南开精神！”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也鼓励迁徙路上的师生说：“将欲抗顽虏，复兴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
罗家伦认为，正是在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尤其应当加倍地重视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既是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伟大文明复兴的希望所在。罗家伦指出：“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国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英勇的将士，抵抗得过的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和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魄啊！伟大与卑劣、坚韧与邪恶、智慧与愚昧，在此刻显得如此泾渭分明。
离四川宜宾只有十多公里的李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古村落。半壁河山沦丧之后，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等中国顶极的学术和教育机构都迁移至此。幽静的河湾旁充满了琅琅的书声；曲折的街道上行走着儒雅的学者。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妇也来到这里，继续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并在简陋的房间里坚持写作巨著中国建筑史。
人们曾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轰炸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梁思成和中华民族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带来的痛苦，而林徽音的弟弟作为一名中国空军的飞行员，更是直接牺牲在对日空战中。国仇家恨，完全可以让他对美军轰炸日本古都感到高兴。
然而，梁思成是一位超越仇恨的冷静的历史主义者。在随同父亲流亡日本的时候，少年梁思成多次到过奈良，那座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亲自指导设计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
于是，在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阐述了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梁思成对那位有些迷惑不解的美国军官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然而，一种职业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是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人类的结晶。”
理性战胜了仇恨，文化的永恒性取代了战争的疯狂。梁思成的建议，受到了美军的高度重视。奈良被从轰炸城市的名单中划掉了。
战争之后，幸免于难的奈良，因为它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古代建筑，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在这一命名三十周年纪念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特意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的文章。
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南博士说过：“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轰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抗战最为艰巨的时刻，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李约瑟博士访问昆明。后来，李约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这个生气勃勃的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访问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坚持在他们国家边远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非常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气，和他们身处逆境之中所显示的非凡的乐观，甚至是愉悦。”每当警报响起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便迅速跑到郊外，在树林和坟堆中继续上课。侵略者的凶残阻止不了他们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祖国的挚爱。西南联大朝气蓬勃、以苦为乐的学术氛围，让每一位来访的西方学者都深受感染，他们在这些面黄肌瘦的教授和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个民族不可摧抑的脊梁。
西南联大拥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三百五十多名教师、三千两百七十七名学生，是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一所大学。直到今天，西南联大师生的学术成就，依然像高山般矗立在后人的面前，既让我们惭愧，又催我们奋进。
内迁高校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相始终。内迁高校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史中最灾难深重但又最光辉难忘的一页。
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实践上的爱国者，而不是口头上的爱国者。喊几声爱国和抗日的口号易，而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拿出成就来蔑视敌人难。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设、教育普及和科学发明方面超过日本，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蛇吞象”的野心。如果不能虚心地面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并“拿来”为我所用，那么我们只能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因抱残守缺而走向灭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成为国家命运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奠基者而不是享用者。
罗家伦发现了中日两国实力消长的根源，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坚守岗位、奋发图强。可惜，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口头上的“爱国者”多，而实践上的爱国者少；夸夸其谈的“爱国者”很多，而埋头苦干的爱国者少。
那场战争中国的确胜利了，但六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国民修养和民族素质，却都不容乐观。中国被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远远地抛到了身后，日本的各种工业产品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能够无愧于罗家伦、浦江清这些呕心沥血、上下求索的先辈们吗？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画卷上，蒋百里、郁达夫、老舍、罗家伦、梁思成等人只是几滴小小的水珠，但水珠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在他们身后，还屹立着四万万坚韧卓绝的同胞。
让我们与他们站立在一起，站成民族的脊梁，站成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