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撰写那篇《疼痛对女性的正向作用研究》的教授来到我们学校做演讲,作为教育部允许体罚前就率先尝试体罚的先驱者,我和那位教授相谈甚欢,也问出了这个问题。
教授沉默了很久,告诉我,他主修的是心理学,并不是教育学。
虽然如今在教育界有些名望,但能做的还是有限。
他相信,他的研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体罚制度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路。
我回去写了一份提案。
初稿写了两个多月,查了一堆资料,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写到福柯的规训理论,中间还抄了几段《弟子规》充字数。
最后的结论很简单:现有的惩戒体系缺乏持续性。
打一顿手心,疼一会儿就忘了;罚站一节课,站完回座位上继续趴桌睡觉。
必须要有一件东西,一件能让学生时刻感知到规则存在的装置,一件不会因为下课铃响就失效的装置。
那是我最早的思想雏形。
提案里我写了一句:“建议研发一种可佩戴于体内的、具有持续约束力的学生行为管理装置。”主任看了半天,说你这个措辞太申论文了,能不能说人话。
我说行,就是一个塞在屁股里的棒子。
主任沉默了很久,说你先做个样品给我看看。
样品就是那根木头棒子。
我在学校实验室的工具间里找到了半根废弃的扫帚柄,用锯子截了一段,砂纸打磨光滑,然后涂了三层清漆。
长度是十二厘米,直径两厘米。
我在清漆干透之后用酒精反复消毒。
第一个试用者,是我自己。
如果我自己都不敢戴,我凭什么让学生戴?
木头棒子塞进去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干涩,冰凉,顶端顶到直肠上段时整个小腹都在抽筋。
我把异物在体内留下的时间记录成表格,五分钟、十五分钟、半小时、一小时。
到两小时的时候括约肌开始不自主痉挛,我趴在实验台上深呼吸,冷汗把手心里一张便签纸都湿透了。
但也就是在那一天,我确定了一点:这个位置是对的。
大脑没有任何办法忽视它,无论你怎样转移注意力,它都在那里。
我从自己身上取出的木头棒子放在实验日志旁边,上面沾着浅红的血丝和透明黏液。
我在实验记录里写:学生棒第一代,佩戴时间两小时四分钟。
主任最终没有批准我的提案。
他说风险太大,经费也不足,万一出事他担不起责任。
但他没有阻止我利用课余时间继续研究。
他大概觉得我只是三分钟热度,折腾几个月自然就消停了。
我没有消停。
接下来的三年,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了学生棒的研发。
没有经费,我自己掏工资买材料;没有助手,我自己当自己的受试者;没有实验室,我用德育处仓库的角落搭了一个简易工作台。
硅胶、树脂、医用不锈钢、软胶管……我像囤松鼠一样从网上囤了一堆材料,快递盒子堆满走廊尽头那张没人用的旧桌子。
后来收发室的大姐一见我就问:“刘老师又买什么呀?”
第一批硅胶原型机一共做了二十根。
我通过私下关系,找到了五个愿意配合实验的高中生,都是我的学生,平时表现不太好,常被请家长的那种。